飞跃疯人院(4)

　　燕江暮警惕的看他，再次道：“不要。”

　　“你走太慢了。”魏敛淡淡道，“磨蹭。”

　　“……”

　　“过来。”

　　这人一点也听不懂人话，他说了不用送，想要自己回家——燕江暮一边这样想着，一边看着魏敛清瘦但宽阔的背脊，大概从小缺失的父爱令他无法抗拒这样另类的‘关怀’，他小步的挪过去，小声说：“书包，我自己背……”

　　魏敛又不太明显的笑了，把书包递给他，“背好，然后趴上来。”

　　燕江暮背上自己沉重的书包，然后整个人趴上魏敛的背，下巴抵在他的肩膀，魏敛稳稳当当的背着他站了起来，向着回家的路归去。

　　他以为像魏敛这样的人，身体也同铁块一样冰冷，可真正贴近时，才发现其实很暖和，他的衣服上有很淡很淡的香味，像阳光下晾晒的樟木。那气味燕江暮一直忘不掉，后来缠着问魏敛那时候是不是喷了香水，魏敛坐在他旁边，想了很久，最后干脆丢给他一瓶香水让他闻闻是不是。

　　彼时的燕江暮已经被强迫去掉燕姓，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只能是江暮，他期待又小心的喷在手腕，凑近闻了闻，眼睛亮了：“就是它！”

　　魏敛看小动物似的在一旁看他低头闻香的动作，慢悠悠道：“很喜欢？”

　　“这是什么香水？”

　　江暮自以为不着痕迹的靠近魏敛，但一切小动作都被魏敛尽收眼底，他拍拍江暮的脑袋，说：“琴酒。过几天买瓶新的送你。”

　　“我……就想要这瓶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

　　“呃……”十九岁的江暮脸红了，“想要你用过的。”

　　魏敛愣了下，江暮却以为他不乐意，扯扯他的袖子，小声说：“可以吗？我就想要这瓶……魏敛哥哥。”

　　那个时候的江暮对他太爱撒娇了。好像非常乖，任人揉搓，且软弱爱哭。但在外人面前一切又不尽然。

　　每个时间段的江暮，对魏敛来说都十分新鲜。无论是刚见面时的警惕，还是在一起后的依恋，又或是多年重逢后那番崩溃的抓狂。

　　江暮就是这样，让魏敛无法预测，也无法拒绝。如果说对他而言人生是一张素描，那江暮一定会是他手里的调色盘，并且这个调色盘会很强硬的告诉他：“这辈子我就黏在你手上了，所以你还是老实放弃你手里的炭笔吧。”

　　非常不礼貌，也非常没有边界感，对吗？

　　但魏敛其实并不在意。

　　因为如果要选出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爱最爱他的人，爱到除他之外什么都不要，连死亡的按钮都交由他掌控——那么，这个人魏敛大概只能想到江暮。

　　毕竟，江暮就是这样。

　　作者有话说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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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话要说的有这几件事：

　　1.不入v，因为更新不定，而且写的很随意

　　2.随意在我准备 回忆 和 出院后 的两个时间线交叉来，进入回忆的时候是第三人称，第三人称有时主攻有时主受，全看情节；进入最新的出院后时间线，也就是两个人“破镜重圆”的鸡飞狗跳的时间线，是用主攻第一人称。两个时间线大概1：1，不过也可能出院后的占比会更多。

　　3.不适合控党看。因为出院后两个人都有点怎么说，磨合？所以有时候嘴巴会很毒而且互不相饶，但两个人又非常爱对方，最终才能磨合成功，受最后才能彻底留下攻，攻才能为受而继续选择踏实落地的向前走。

　　4.没有大纲，想哪写哪，有时候甚至疑似拼好饭中毒。

　　可能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雷点，想到就写作话里。如果无法接受这种混乱的写法，或者是攻受的相处方式，一个字，跑。不要抱有期望，觉得看着看着xysm说不定就改邪归正合我心意了。这种事发生的概率极小，统称为不太可能。

 

 

第4章

　　我书架上的哲学书籍渐渐多了起来。

　　精神病院，委婉好听一些的说法——疗养院，我住在这里已经三年有余。医生和我说过，我的程度大可不必进来这里，和一群真正‘发疯’的病人住在一块，我说我是自愿的，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。

　　人很难真正孤独的去思考一些事。我思来想去，将自己送来了这里，选了最尾间，在角落里，比其他病房的位置都要清净。

　　大概我的神智清醒，做事有着正常人的逻辑，负责的医生观察了好一阵，才默许我将这个疗养院当作是酒店的意思。

　　我每年都会一次性超额缴纳下一年的费用，无意占用医疗资源，只不过疗养院的床位从来没有满过，我想自己应该是没有耽误他人的治疗。居住的病房很大，这得益于钱的力量，医院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位间接的金主，毕竟我超额缴纳的数额十分可观，以至于我可以提一些别的要求。

　　所以我空旷的病房里有一面书架，上面塞满了杂七杂八的书，面向窗户的地方有一架画架，旁边胡乱堆砌着我的作品与绘画用具。书桌上放着前段时间重新复读的《存在与时间》，风轻轻掀起白色窗帘，也翻动了它的书页。

　　其实我很早时候看过心理医生，我告诉医生，我的父亲是一位高校的教授，母亲是一位律师，他们对我的期望很高。这位心理医生问：“他们对你过高的期望让你压力很大吗？”

　　我漠然道：“不，这是应该的，因为我曾经也想成为我母亲那样优秀的律师。”

　　“现在呢。”

　　“......”我说，“我的爷爷有精神病，抑郁转双向，四十多岁时自杀了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我像是浑身都开了个透风的口子，靠在背椅上，询问，“虽然我知道这很不好，但我现在想抽根烟，可以吗？”

　　心理医生抬头看着房间里挂着的“禁止吸烟”的牌子，目光又转移到我的身上，那个时候我很年轻，十八岁，刚参加完高考，她妥协道：“没问题，但是为了健康考虑，只能抽一根。”

　　“非常感谢。”

　　她说：“所以你认为，这是隔代遗传？”

　　我低下头，烟雾却不懂事的往上飘渺着：“可能有一半原因。”

　　医生耐心道：“另一半是什么呢？”

　　我回忆起来：“高二上学期，也就是我还没真正下定决心要走艺术生这条路时，我母亲的律所组织了一场公益法律援助，我跟着一起参与——不，参与这个词不准确，我只是在旁观看。”

　　“然后，我看见很多我没有看见过的苦难，甚至有些人可能只是为拖欠的那几万工资而苦恼，但那几万块是他在工地上辛苦了许多个月，想要寄回去给家里作补贴的钱。”

　　“那位工人说着说着哭了起来。”我想起对方黝黑的面庞，衣服上是未洗净的泥土，手指上绑着脱丝老旧的创可贴，脸上的皱纹很深，即使极尽忍住泪意，可轻微颤抖的声音仍然出卖了一切，他迫切的抓住了律师伸出的手。

　　“他说：‘法官，我的钱还要的回来吗？我女儿...我女儿要交学费嘞，她，她上次说想要一双新鞋子，我答应了，要给她买的。’”

　　“需要帮助的人太多，但正义总总缺席。”我笑了笑，“我认为自己很矫情，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不公平，在大洋的这端，又或者那端，不会是一件稀罕事。”

　　但有时候，理想的滤镜只需要轻轻一压就能碾碎。

　　最后那名工人究竟有没有拿回他的欠款，我无从所知，只记得对方得到了建议后，脸上出现了喜悦的神情，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问身旁这位年轻的律师：“真的能拿回欠款吗？”

　　律师叹了口气：“俗话说得好啊，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就算法院强制执行，但要是真不想给钱，就有一千个一万个方法，而且很多时候并不是包工头不想给钱，而是人家自己也在要款。”

　　这大概只是一粒灰尘压在我的身上，但我却愈来愈不想走上这条道路，我无法解决我看得见的苦难，便懦弱的选择回避，母亲却宽慰我：“这有什么？你大可以像我一样做非诉，等以后时机适当，完全可以接手我手上的业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