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慰剂效应(90)

　　院里面的老师都觉得我爱惯着学生，其实我只是嫌麻烦，有些事交给她们去做，还不如自己一口气做完算了。可有时候连学生也爱夸我，说我相信女性身上的力量。这份夸奖实在是受之有愧，因为直到今时今日我才发现，我的这份“相信”远远不够，她们身上的乐观与坚强早已超越了我贫瘠的想象力。

　　起初，我还觉得带新明和许璐来这苦寒之地实在是难为她们俩了，而现在却变成了，项目缺少她们两个当中任何一个都不行。

　　项目一开始就是寸步难行的状态，初期的进展也并不顺利。老一辈的哈勒米诺人，有时连俄罗斯人都排斥，觉得非本族人身上天然缺乏民族归属的气味与标志。作为“外乡人”，我们贸然地闯入其中，少不了碰壁和抵触。

　　异国他乡，水土不服，忍饥挨饿……简直可以说是地狱难度的民族志调查了。

　　寒冷尚且可以克服，语言不通才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

　　明明无数书籍和参考文献都在说，由于哈勒米诺人经历了政治的变迁和经济的变动，母语已失去了主导的地位。而实际情况却是，当地使用哈勒米诺语的村民仍不在少数。尤其是当他们谈及重要话题时，使用的语言一定是哈勒米诺语。

　　英语不通，法语不通，俄语使用的范围又极小，沟通又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，横亘在我们与哈勒米诺人之间。

　　项目没有进展的可能性，我和柴老师都毫无头绪。

　　可我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正当我想着怎么去安慰那两个孩子时，她们竟然莫名其妙地傻乐了起来。寂静的木屋瞬间塞满了她们无忧无虑的笑声。

　　人类真的很有趣，埋藏在人类心中的希望又是另一番魅力。大家明明上一秒还在咬牙切齿地怨念冻伤带来的折磨，下一秒就乐呵呵地开始谈天论地了。

　　后来，还是多亏了许璐。她找到了雅库特语和当地哈勒米诺语之间的像似性。技巧、语境和不得不快速学习的压力，让我们能够尽快习得这个陌生的语言，在无功而返的困境中，寻找到了一丝希望。

　　在建立了交往和信任关系后，我们终于被一家猎户接待——不只是主客之间的利益往来，而是完全的接纳与欢迎。

　　慢慢的，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关于森林生存的必备技能，逐渐学会狩猎、学会捕鱼、学会制作当地的手工艺品。

　　忙碌开始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，我每天再无暇用哲学基础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生存，什么是死亡，什么是杀戮，什么是牺牲……当地人朴素实在的实用主义，让我想丢掉一切理性思考和学术分析的框架，只执着于眼前的一条鱼、一口肉和一杯酒。

　　寄居森林让我觉得无比安全，我觉得自己终于和动物一样，蜷缩在天地一隅，四处为家，无所畏惧。或许人类本就应该属于森林，当本能被激发，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的自洽感方能应运而生。

　　即便对学术研究再感兴趣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件相当枯燥乏味的事情。我说过，我原本无心丢弃量化的路径依赖，尝试质性研究只是闲暇打发时间的一种娱乐，但你的出现，让我越来越向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。

　　“理解”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但“试图理解”却太难了。个体的主观意识总会在理解的道路上给予各式各样的阻挠，以至于思维经常懒惰地选择停滞。我不知道自己承载了怎样一份幸运，能够鼓起勇气，再次走进人群、走至角落，更换一个崭新的视角，去重新理解人类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。它很枯燥，但又实在快乐。

　　从蒋新明成为我学生的第一天起，我便意识到，这是个比我更适合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人。果不其然，当她和许璐梳理出抛开结构主义的思路和我探讨时，我们的想法又不约而同地合到了一起。

　　这是个很好的预兆——预兆着研究材料的充盈，预兆着研究思路的一致，预兆着研究成果的突破性……更重要的是，它预兆着我能早些回来见你。

　　我最近经常想到拉里，去想他所追求的神秘与宁静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？看来高中确实不是我与《刀锋》相遇的最佳时期。当时的我很难想明白，为什么在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困境制约下，拉里的追求仍未成为“批量生产”的思维范式？

　　而当身体健康开始成为我反思内心的契机之后，我才逐渐意识到，或许内心的变动与外界的波折一样难以预料。就像哈勒米诺人常说的那样，在豺狼的认知中，人类才是与他们争夺食物的恶类。

　　我们总是活在语言的世界里，活在由他人审判的世界里。隐喻太多，以至于忘记事物发展的真实规律，错误地将表象以为是真实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或许自由和追求同样是束缚人类的枷锁。

　　所以我想试着放弃过往的一切执念。

　　既然生活已经因为抑郁症而脱轨，那么就让它随心所欲地行驶吧，它本就不应该受我的管控。

　　我不知道在你们精神病理学的领域里，“疾病”是如何被定义的。是否人类必然要遭受一定程度病痛的折磨？是否精神类疾病也像病毒和细菌一样，一旦出现就很难根除？

　　从确诊抑郁症到现在，我好像对它的恐惧感在逐渐降低，可能是因为我在试图习惯它，也可能是因为它也在不停地熟悉我。但总之，抑郁症越来越像我的一个邻居，一个情绪多变的朋友，一个想要逃避时的借口。

　　即便有蒋新明和闻越的转述，我还是想亲口和你说，我最近真的很好，既没有抑郁发作也没有躯体症状，有按时吃饭也有按时按量地在吃药。不用担心，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和你之前说的一样，我没什么需要担心的。

　　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，没事就多回家看看，替我喝一次芳姨做的虫草花蔬菜粥，好久没喝了，怪想那味的。

　　眼看着贝加尔湖要彻底结冰了，新明嫌弃附近城镇上卖的滑冰鞋不好看，缠着许璐和柴老师撒娇撒痴了小半个月，她们俩才同意陪她一起跑到伊尔库茨克买双红色的滑冰鞋。

　　买回来后，她便把它摆在了客厅正中央，不厌其烦地擦拭着，就盼着天冷些再冷些，然后赶上个晴好的天，去滑个大汗淋漓。

　　那双红色的滑冰鞋确实精致，不只是她，连我和木屋的主人在路过的时候都会多看两眼，觉得它像凌霜而开的梅花一样，给这个冬天赋予了它未曾拥有过的生命力。

　　原来生活中有趣的事情那么多，快乐与希望也可以来得这般轻易，或许我在离开西伯利亚之后，也应该静下心来，换一个视角，重新看看周围的一切。

　　我开始想念散落在家里阳台上的阳光；想念晒着日光，散发着白香皂和佛手柑香味的毛巾；想念刚穿上就起皱的家居服；想念月港的雨季，和下雨时永远晾不干的衣服；想念被你偷偷加了茉莉糖浆的咖啡，被你掺了气泡水的啤酒，被你吃光的辣椒酱空瓶，被你看了一半就丢在沙发下面还忘了收起来的《西方哲学史》……想念和你有关的一切。

　　也不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。那天会不会下雨？会不会下雪？会不会突然降温？

　　在即便是腊月也不存在零度以下气温的月港，你会在冬季想我吗？

　　科迪维耶今天又下雪了，狩猎队肯定要在晚上起着哄地拉我去喝酒，已经推了太多次了，看来这次真的逃不掉了。

　　他们喝醉了之后喜欢唱歌，前段时间非要让我唱一首。我说不清为什么，在炉火和伏特加的作用下，脑子里忽然就冒出一个调来，却怎么也记不得歌词，于是只好混着俄语和哈勒米诺语胡诌了一个。

　　等回到我们住的小木屋时，柴老师才问我，怎么突然想到唱《虫儿飞》了，说那都是她之前哄儿子时唱的歌。

　　可我却是一脸的茫然，我不知道那首歌的名字，也从未听过，却对歌词和曲调无比熟悉，就好像也有人唱着这首歌哄过我睡觉一样。如果我真的忘记了什么，那么我想，能给我唱这首歌的人，也只有你了。小意，我猜对了吗？

　　哈勒米诺人总是对中国的爱情故事充满了幻想。蒋新明又乐此不疲地用蹩脚的哈勒米诺语，夸张地编撰她身边的人和事。再加上我在狩猎时，经常偷偷吓跑他们要猎杀的动物。以至于，居住在科迪维耶的每一个猎人，都开始谣传你是麋鹿变的，有着蛊惑猎人心灵的强大能量，如同宗教一样，浑身上下都是神秘玄奥的色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