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局为李世民剧透玄武门(107)

　　仅凭一个使者在数千里外的异国他乡聆听到的只言片语，就果断做出国策级别的调整，这在各种意义上都近乎于疯狂；但武帝偏偏就做了，不仅做了，还做得相当坚决，也相当成功——他耗费巨资开辟的商道，后世称为“南方丝绸之路”，或曰“茶马古道”。自汉以降，西南商赋，蜀民生计，多半仰给于此；直至——直至百年以前，华夏最黑暗、最惨酷的年代里，在所有外援均被切断的时候，困守西南的中国人所唯一能仰赖的物资补充渠道，还是这条古道。

　　什么叫光耀百代的判断力？什么叫遗泽子孙两千年的决策？这就是。

　　当然，鉴于记载的简略，要从短短数句分析出武帝判断的依据，是不大可能了。但纵览史册，抚古追今，所唯一能形容皇帝的，恐怕也只有留侯张良的那句“殆天授之”了——真正是苍天所授，人力很难理解。

　　说白了，武帝当朝数十年，用人施政上的错误算是应有尽有，甚至翻过巫蛊之祸这样的大车，在政务的具体料理上未必能有那么突出；真正能令他高举于历史的顶点，乃至始皇帝与唐太宗亦有所不及的，恰恰是那种敏锐精准不可思议的战略判断——武皇帝在执行上或许翻过车，但至二十二岁掌权伊始，他就从没有在宏大的战略决策中犯过一丁点的失误，有过任何不该有的迟疑。

　　什么叫“宏大”？这所谓的“宏大”，影响的甚至不止都大汉一朝。以武皇帝的作风，他决策所遗留的恩泽动辄是千年起步，各种意义上的万世效法。譬如盐铁官营，譬如冶金技术，譬如丝绸之路，譬如西南的商道。如果展开历史稍稍阅览，那么除了各代沿袭不辍的秦制秦律以外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制度与体系的变革，大多都发生在武帝的那数十年。

　　甚至——甚至到了现在，我们回望这一个世纪以来的商业贸易思路，也能发现某种惊人的即视感。

　　所以说，后人还真是没有创造力呢，对吧，武皇帝？】

　　皇帝相当矜持，而又谨慎的咳嗽了两声。

　　“……其实后人也还不错。”他很谦虚的说道：“朕看那个姓李的唐太宗，就很有创意么。朕听闻他施政的种种举措，也颇受启发，很有共鸣。”

　　正襟危坐的汲黯面无表情，只是平静的看着至尊的天子。

　　皇帝稍稍有了些不自在：

　　“汲公想说什么？”

　　中大夫深深叹了口气。

　　“我知道陛下想听什么。”他道：“但论阿谀奉承，臣确实不如公孙弘等。”

　　皇帝：…………

　　好吧，他刚刚暗戳戳引用一句唐太宗，的确是要以此比兴，旁敲侧击的炫示自己的灿烂功业，俗称凡尔赛；如若此时有明事理的大臣恰到好处捧上一句，那效果便愈发浑然天成，弄不好还能记入史书称作一代嘉话。但现在——现在让中大夫一句实话，彻底毁了个干净。

　　当然，要是真有史官在册，大概也能写个千古留名的典故出来，不过典故的蕴意就似乎不太符合皇帝的预期了……

　　天子的脸垮了下来。

　　汲公浑若不觉，淡淡的继续：“……不过，陛下远见卓识，圣明烛照，天下无可比拟。传闻说黄帝见一叶而知天下将秋，想来也只是如此了吧。”

　　皇帝不觉愕然：“汲公不是说不会阿谀谄媚的么？”

　　“这是臣的实话。”中大夫心平气和道：“此外，既而天幕有言，臣自然会赞同陛下开拓西南的举止。只是巴蜀多山地，还是要徐徐图之的好。”

　　【当然，要以武帝时的成果来苛责宋及以后，未免有点不近人情。毕竟制度有发展有成熟，接近成熟的制度已经相当于屎山代码，能跑就别乱动。

　　但成熟的制度恐怕不能做苟且的借口。毕竟，后一千年的历朝历代并非是改不动或不能改，而是在摇篮中当了太久的婴儿，沉溺于温柔乡太久太久，以至于已经忘了当初出发的勇气。

　　当然，凿空西南实在是迥非人力可及、堪称神来之笔的决策，后来人难以复刻，也不足为奇；但在科技面前的目光短浅，就实在是万难理喻。

　　与通常的想象不同，伟大的、革命性的技术，并非刚一诞生就辉煌灿烂，所向无敌；但事实恰好相反，在正常发展中，新技术的胚芽往往是丑陋而弱小的，远远敌不过已经庞大、成熟的旧技术，更遑论寄生于旧技术之上的利益集团——所谓百万曹工衣食所系，你要换技术，你问过依赖于旧技术牟利的高官显贵了么？

　　而今的冶金历史，往往重点讲述汉武帝时高到不可思议的铁产量，描绘技术更新后宏伟的高炉、层出不穷的锻铁技艺、远超世界同期的铁器质量，仿佛武帝的技术革新只是轻飘飘挥一挥手，几张旨意后便天下云集响应。但实际上呢？实际上他遭遇的挫折恐怕不计其数。仅以发掘的结果看，除了那些精巧而科学的选址以外，更多的则是炼铁的事故现场——高炉爆炸、木炭焚烧、铁水倒涌，你能想到的生产事故武帝朝全都老老实实挨过一遍，不少爆炸现场甚至毗邻长安上林苑的遗址。

　　毗邻长安上林苑，那等于是在京畿重地、皇帝的脑门前放炮仗了。皇帝怎么想还不好说，仅仅惊恐畏惧的公卿百官，都能用口水将冶铁场淹没。

　　但有趣的是，在武帝死后对盐铁官营口诛笔伐的贤良文学们，而今竟然看着关中的高炉一个又一个的炸，连长安帝都也接连被铁水火焰震动，却连一点阴阳怪气的讽刺都没有。

　　总不能是他们改性了吧？

　　——仅此一点，皇帝那种坚刚不可夺其志的执行力、意志力，那种百折不挠的偏执，便可见一斑了。

　　考虑到这种决心，那宋、明及以后，那就实在无可言语。当然，以后一千年的绝大多数皇帝与武帝比，那都委实太侮辱武帝了——这些人甚至都没有走到技术升级失败、事故频发，要面对政治压力的地步；仅仅一丁点的挫折，便足以让他们裹足不前，乃至倒退。

　　大宋开国前火药已经出现，但朝廷废弛军务，无视武备，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门里，火药竟尔沦为制造鞭炮与烟花的材料，迅哥儿辛辣的讽刺，正源于此。明朝时倒要好那么一丁点，仰赖于成祖皇帝的英锐果决，早期还在建造宝船探索西洋，没有落下大航海的风潮；但两三代皇帝以后子孙不肖，随便一个“国家多事，百姓劳苦”的理由，便抛废了数十年所有探索海洋的努力。以至于嘉靖朝时倭寇东犯，朝廷所能掌握的水师，竟然还不如渔船！

　　喔对了，彻底终止宝船下西洋的举措，正是在堡宗手上。

　　现在知道什么叫祸害遗千年了吧？

　　当然，宋明以来的君臣总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，无论“国家多事”也好、“百姓劳苦”也罢，都是很正当、很冠冕的借口。但世界永远是残酷的，设若我们展开这两千年的画卷，将历代的国力勾勒为曲线，那么历史的趋势便呼之欲出：

　　——自汉唐以来辉煌万丈的上扬之后，便是跌宕起伏，却又不可遏制的一路下滑，这后一千年当然也有奇人异士、明君贤臣，但个人的努力不过是曲线中小小的波动，终究是落花流水春去也，最是人间门留不住。

　　毕竟，能够左右整个历史进程的，并非什么奇谋诡计，亦非经典伦理，而是某些朴素到近乎简陋的东西。譬如能日出铁一吨的钢炉，譬如代田法，譬如蜀地与西南的商道。

　　当这些东西的余荫终于耗尽，文明也便终于窥伺到了衰落的气息。

　　当然，热力学告诉我们，世界总是趋向于混乱、无序与衰落，只有堪称伟大的人物，才能逆潮流而上，给予时代重大的改变；同样的，规律也终究无法扭转，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，也都仅仅只能在熵的洪流抵抗片刻而已。

　　建元初年的时候，武皇帝曾在宏伟广袤的上林苑纵横驰骋，以为大汉就像骊山高耸的古木，雄伟壮盛，将永远不会枯萎。但现在人们知道，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一切都有个尽头。

　　但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每一个伟大人物的宿命都是不断去改造的旧世界，这个故事是注定失败的，但请尽自己能力往前走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。黑夜是漫长的，枯冷与死寂是世界的宿命；但在文明的火焰熄灭之前，总可以尽力护送着它继续前进，直到传递给下一位足以擎起火炬的人物。